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为何艰难？两大瓶颈急需突破

  按理说，华为本是一家私人企业，根本无需政府去为它背书。但是，华为代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方向与政府的政策目标高度趋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当前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为了使发展具有延续性，这个既有模式将被打破，企业需要更换新的发展轨道。 现在面临一项紧迫任务：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能否如期实现？ 实践表明，促成产业结构转型需要3个基础条件：政策、人才与知识的储备结构。 最近十年中国政府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安排，并在此理念主导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因此衡量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就剩下两个：人才结构与知识库存结构。 基于前期研究，我们认为当下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最大瓶颈因素是人才与知识的储备结构。遗憾的是，由于高级人才与前沿知识的稀缺，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程仍然缓慢与艰难，并有被锁定在既定的人才与知识结构的成本惯性轨道上的可能性。 从人才储备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培养了约1.15亿大学生。图1显示，过去21年（1998-2018）中国培养了约1亿大学生，这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人才/知识储备状况的改善意义重大。仅就支撑产业发展而言，这一人才储备带来两个结果： 首先，这些源源不断供给的中、低端人才全面支撑了中国庞大的中低端产业结构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其次，从知识产出角度而言，中低端知识的供给多于需求，导致中低端知识的市场价格降低。 这种知识与人才的低成本效应，支撑了中国数量庞大的中、低端企业对于相应知识与人才的需求，而市场需求信号又助推大学继续为市场培养这些中、低端人才，从而形成了企业对于现有知识/人才的依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企业发展的成本惯性。 图1：中国历年（1998-2018）大学毕业生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我们不妨再看看同期代表中高端人才的供给情况。根据图2可以清晰看到：在过去的21年间（1998-2018年），中国共招收了约930万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120万、硕士研究生810万。仅就2018年的数据来看，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为：1:9.3%：1.16%； 如果把研究生总体作为中、高端知识与人才的代表的话，那么，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为：1:10.5%； 如果我们上述关于企业成本惯性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与总的工业产值的比例也将与这个人才比例趋同。 图2：中国历年（1998-2018）研究生招生数量（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可以看做是一个企业利用其所拥有的知识/人才的产出，这种产出函数受所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高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13.65%，到2016年这个数值变为13.27%。在12年的时间里，高科技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总量都有大幅提高，但是两者的比值没有多少提高，仍然维持在13%左右。 粗略来看，高新产业与全国工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值（13%）与刚才得到的人员结构的比值（10.5%）高度趋同（产值比中去除管理模式等差异造成的影响），由此可以印证上述的企业成本惯性轨道假设。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程仍处于起步推广阶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究其原因，首先，支撑产业转型的高端人才与前沿知识库存仍然不足；其次，企业发展的轨迹仍然锁定在廉价的人才/知识的成本约束轨道上。这种成本惯性导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道路非常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传统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模式来说，中国具有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这也是造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所在。但是高端知识/人才的短板，导致中国的产业转型能力与动力都不足。 作为对比，美国具有较多的高级人才以及前沿知识库存，这导致美国在产业链的上游具有明显优势，而且收益更高；反之，美国企业在中、低端产业并不具有成本优势。这种产业结构对比更加强化了中国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决心。 图3：中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历年（2005-2016）的变化情况 比如，最近两年中国政府对于华为公司的支持，就表明了对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偏好。 按理说，华为本是一家私人企业，根本无需政府去为它背书。但是，华为代表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方向与政府的政策目标高度趋同。 因此，政府希望通过对华为公司的支持，为所有的企业树立一个创新榜样，激励中国的企业向华为学习，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也许这才是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华为的初衷所在。 这些年来，为了支持创高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政府从政策层面给予了极大支持，并在要素市场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如大力引进人才和吸纳知识等，夯实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条件已成各方共识。反观过去十年的企业表现，这种努力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作者工作单位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文化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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